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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与革命:政治选择的痛苦与代价

   日期:2021-07-25     来源:www.gddx1688.com    作者:未知    浏览:493    评论:0    
核心提示:1去年8月,我约关天茶舍的王怡、朴素、一听,闲闲书话的季米、念书平台的萧峰谋划《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龄念文集》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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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我约关天茶舍的王怡、朴素、一听,闲闲书话的季米、念书平台的萧峰谋划《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龄念文集》征文活动。缘起是因“九十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乎识形态的垄断下已被两岸的御用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定性,成了证明某种‘历史势必性’的教条。与此同时,很多的史料或被尘封在档案馆里,或被当事人带进了墓地,很多缺少见证的历史事件成了千古悬案。而被灌输了‘历史势必性’思想的一代年轻人,或以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或以历史唯物主义解析历史,放弃了对辛亥革命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对历史进步多样性的追问,放弃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宪政进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沉溺在抚今追昔、缅怀先圣的便宜的感慨之中。历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无意地扭曲,成了‘历史学家’和民众虚妄精神的根源。”(见《征文启事》)鉴于此,大家想通过征文,倾听网友和体制外学人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征文原按期限是从9月10日至11月10日,后因故推迟到12月31日。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发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数次发表的算一篇)。另有数位国外学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发表;还有几篇约稿因过了征文截稿期,经作者赞同,未收入纪念文集;在此,我向这部分作者表示感谢和歉意。

元旦过后,我就着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赶在新年前编目结集,制成下载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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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间,一位网友来电话拜年,闲谈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师,他对“辛亥征文”发表的文章,感触非常深,对学校几十年来用充认可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教程,对小学、中学、大学生灌输僵化的历史观念、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表示了我们的忧虑和不满。

民国以降,尤其是在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受中国传统儒学观念支配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各种史学流派的影响下,中国历史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选题和办法开始具备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根据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事政治的需要进行讲解和评价,以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论”史观。历史研究的重点只局限在极少几个所谓的重要问题上,如中国古时候历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而很多本该研究的要紧的历史问题却成了研究和教学范围的空白或薄弱环节,既缺少民间史料和官方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观的论辩和剖析,对外国史学界、港台史学界敏锐选题的论著概不出版,对其研究成就更是讳莫如深。“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历史研究虽然向着多元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体制内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旧囿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程依旧沿袭“文革”前的历史观念,对历史事件的选择、阐释和教学指导思想上并无多大的改观。并且,通过应试教育的强制性,依旧用错误的历史观念误导学生,帮当局推行愚民政策。

萧功秦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的选择、学术的存活方法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也是多元化的。社会需如果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应是多元化的。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特别值得大家理解、支持和尊敬。大家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维持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常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缘性,不但在古时候要紧,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要紧。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总是会产生不少思想性非常强的东西。由于他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锐,但却总是因为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大家的关注。这部分范围的课题总是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常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源于己的怎么看。”(萧功秦:《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书屋》,2002年第一期)

细读三十五篇文章,深感本次征文已达“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常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源于己的怎么看”之目的。征文的作者并不是个个都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很多人只不过史学的喜好者,但可贵的是,他们都在认真的关注、考虑这段历史。比起体制内“史学家”在当时的报刊上成群结队地发表的纪念文章,新意盎然。尽管“辛亥征文”的文章读者群只囿于“关天茶舍”和“念书”的网友,尽管网友的争辩没办法让更多的读者听到,但毕竟为关心“辛亥革命”的网友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这里可以发出来自民间的声音。这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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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人的伤心史,不堪回首。

中国落后于欧洲,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自何时起落后于欧洲?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时人论及此事,多以中国的落后始于鸦片战争,以为在此之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此言大谬矣。

中国落后于欧洲,始肇于十五世纪明成祖永乐年间。

自秦、汉之际起,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劫掠和侵扰,一直持续到满清入关。在这两千多年里,致使中原汉族王朝崩溃的事件屡屡发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根源在于其所处的存活环境的极度恶劣(高寒的荒漠、草原区域)诱发了他们对地处中原、华南区域温带、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稳定的农业社会的憧憬和对这一区域富庶物产的垂涎。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北方的满族战胜已经崩溃的明朝,打造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间最久的清朝。但,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都是在自己政治、文化、经济落后的状况下以武力征服开始、以被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彻底同化而告终,自元至清,概莫能外;绵延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根基,并未遭到冲击和动摇。

明成祖永乐年间,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同时,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人,云帆高张,驶向浩瀚的大西洋,劈波斩浪,前往东方探寻绿洲和财富。他们是驾御海上铁骑的成吉思汗,他们幸运的发现了南北美洲、澳洲国内、太平洋上的岛屿,征服了那里的土著居民。欧洲人的远航与探险有着与成吉思汗一样的动机——征服新地和财富,但他们手里握有远比成吉思汗更为强大的东西:比战马和刀剑威力更大的战舰和枪炮;还有蒙古人手里从未有过的东西:思想、宗教、科学、文化、工业技术和商业组织。从肯定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入侵,只不过绵延了几千年的北方异族对中原汉族王朝入侵的继续。区别在于:大家再也没办法战胜、同化这部分来自大洋彼岸的征服者,他们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文明程度比大家高几个等级的外星人,第一次交手,其科学、文化、军事、经济水平就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事实上,中西方文化交流、商业角逐和军事对抗刚开始就是在一种实力很悬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欧洲人从十五世纪初即致力于从海上探寻一条通往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航路,以开辟全球贸易的新市场,并怀有探索、开发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时的欧洲,已经将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竭尽全力地攫取对本国经济进步有利的土地、资源、市场,充满了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中国不逊于欧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也高于欧洲;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尚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如能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契机,勇敢地把国际贸易的航路延伸到欧洲,通过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国家邦交与文化融合的道路,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占据保障海上贸易航线的国外策略要地,保护国外市场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尚,在政治上渐渐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以改变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倾轧激烈的官僚升迁模式,维护国内安定的政治局面,维持适合的经济进步速度,不失机会地积极发展国外新地,鼓励移民,抑制国内人口的过速膨胀,经过五百年的进步,中国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汉联邦国家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大概像现在的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语言。遗憾的是,大家的老祖宗既无欧洲人强烈的征服欲和冒险精神,又无他们的果敢与远见,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内战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国人的炮舰驶入长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西方列强早已划定了全球的权势范围和策略格局,它们的政治、文化、经济规范也已主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更紧急的处境是,中国的周围国家或是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如俄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朝鲜、越南、印度),中国向外部拓展的空间几乎为零,本身又沦落到了外衅频繁、内战持续的悲惨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阶段早已结束,中盘之战完全围绕列强之间既得利益的再分配进行,中国只能在列强的虎口中苟活,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寻求存活和进步的道路。

历史进程是严酷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剖析加诸于非理性的历史进程所能得出的结论尽管并不十分靠谱,有时也颇显牵强,但毕竟可以描绘出历史事件在时间坐标上投下的轨迹。循着这条轨迹,不难探索出晚清政府面对亘古未有些时局,由义愤、慌悚、痛苦、惊惶失措,到抵抗、挣扎、觉醒、被迫变革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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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愈深、人口愈多、国土面积愈大、与异国文化分隔时间愈久,其历史惯性冲力就愈大,而体制变革所遭到的阻力也就愈大,需要借用的外力亦愈大,改变自己状况的变革所需的时日愈久,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失败愈多,旧政治权势复辟的可能性愈大,变革的道路愈迂回、曲折。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历史便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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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零年清朝对英战争的失败,很大伤害了这个自称中央大国的尊严。战败的屈辱使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督抚疆吏、举子文人,都要重新审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要他们正确认识世界、摆正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需要有肯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规范知道、学习、同意的过程。虽然,在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下,清廷和上层官僚集团刚开始的反应有的迟钝,但并不是麻木不仁。而士医生阶层的醒悟较早,他们为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强调以符合实质的知识为国家的强盛服务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抬头,经过一批杰出人物的著述和活动,对道咸将来的常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批学者和官员以其对历史变革的敏锐和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注一]

1840-1850年(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期间,清朝对英战败后,清廷在外交上的应付基本上是稳健、节制的,侧重于修补国际贸易体制和通商章程(1841年允美国通商;1843年耆英与英人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人民开矿,福州、厦门开港;1845年允比利时、丹麦通商,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英国伦敦教会在上海设仁济医院;1847年允瑞典通商……在没经验、没成例、对西方国家缺少真实的认知的窘境中,清廷小心翼翼地与英法俄美西方国家周旋,探索应付的良策,虽然谈不上有高赡远瞩之举,但平心而论,清廷也只能做到这等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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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道光帝始,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1850年6月,洪秀全的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遂后盘踞南京,涂炭半壁河山、蹂躏东南十五年。捻军流窜黄淮,至1868年平定,令清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持续近二十年,对政府和国民导致的经济损失定是天文数字,没办法计算。其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继而是1883-1885年清法战争,1894年的清日战争,1900年“义和拳”叛乱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外衅内乱,接踵而至,且常常同时而来,令清廷应接无暇,真如天遣劫数通常。

“惟念捻(捻军)炽于北,发(太平军)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施,则贻子孙之忧。在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容易之论也。”(咸丰十年12月初中三年级日恭亲王奕訢等奏)奏折内容: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置与各海外交事务及各地督抚涉外事宜;2、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沿海沿江城市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事务;3、新增各口关税,派官员监管课税事务;4、饬令各省将军督抚小心办理涉外事件,互相知照,以免误会;5、开办外语学馆,挑选孩童入学外语,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6、采集办外商情和外国报纸,按月咨送总理衙门,“庶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于补弊纠偏之道益臻详审”。

查阅道光、同治两朝的上谕和王公大臣与督抚疆吏的、奏疏,可以厘清在内有北捻南发之乱、外有强列逼迫的生死攸关的时期清廷的内政外交应付举措的全貌。要言之,在全力平定国内动乱的首要条件下,以小心、开明的态度和西方国家周旋,先从完善政府机构入手,逐步解决沿海沿江口岸的国际通商、关税、地方政府涉外、外语教育和采集各国情报问题,然后学习西方国家的科技,开矿建厂兴办制造业、振兴商业,掊养工业技术人才,制造兵器战船,组建练习新式军队,巩固海防,富国强兵。

(练海陆精兵十万人,勤行教练早明军法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设北东南三洋水军提督,统大小兵船四十八艘,半年学习会操一次。在三洋精设三大制造局每局设三厂,一厂造轮船,一厂造枪炮火药军器三厂造耕织机器并负责培训相应的操作技术职员。
(参阅《同治十三年10月11日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筹措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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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体制本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它把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打造在帝王和官僚集团对全体国民的专政基础上,毫无民意基础。皇权体制与暴力革命是一对矛盾体,开国皇帝凭着军队推翻前朝的皇帝(禅让的背后亦是武力的逼迫)后打造的政权,在承平常代,皇位可以凭借高度极权统治代代相传,一旦遭遇内乱外患,天灾人祸,国民因生计与政治改革的诉求不可以以和平的方法得以达成的话,国民势必选择暴力方法推翻统治者,打造起一个新的王朝。皇权体制与民主共和体制更是格格不入,即使是打造在政党政治下的三权分立的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清朝的皇帝和官僚集团也难以同意,由于中国行帝政两千多年从未听说过三权分立,官僚集团也根本不懂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怎么样运作,若非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逼迫,清廷不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不会向维新派做多大的让步。但到了一九零五年,经过“义和拳”暴乱之后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无力抗拒来自体制内部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重压,提出一个包含了激进维新派“戊戌变法”时期过去提出的一些“新政”举措和实行宪政改革的时间表,做出了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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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日无时不在进行某种政治选择。作为选择的主体,执政者既想获得某种选择的预期收益,又要承担放弃另一种选择的机会本钱,也就是说,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仅管并不是任何选择都能达成预期收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该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一系列政治选择的结果;一般的状况是:统治者选择了当时对他们有利的政体并因此获益,遂将代价遗留给后世子孙。在政治选择上,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例并不多。即使是站在统治者对立面的“革命者”也不例外,他们受着某种激进的政治理念的驱使,将国家和国民作为他们乌托邦的实验场和试验品,非但当代人不可以受益,而且徒使后代为前辈“革命者”激进、轻率的政治选择承担无穷的灾难。

到了现在,大家恐怕非常难精确计算晚清七十年间帝后与皇室贵族、守旧的官僚集团、激进维新派、稳健改良派、君主立宪派、革命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袁世凯的新军对各自的政治选择模式付出的代价。但从这部分政治团体所作的选择对中国历史导致的影响来看,可以一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拳的叛乱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它们带来的是灾难,于国于民都是一场浩劫。维新派(无论是激进的还是较为稳健的)的选择旨在通过向朝廷施加重压、用渐进式的改革迫使清廷同意君主立宪规范,向英国或日本式的宪政体制转变,康梁的维新党人和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及后起的袁世凯虽然政见不和,但对改革所持的根本态度却是一致的。[注2]清末流亡于海外的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则第一是一群以“驱逐鞑虏”为己任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以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既不关注也不去推进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是从民族问题上萌发出一种“革命”的政治理念,根本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性,必欲驱逐、推翻而后快。[注3]他们借助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后的成就,日益扩大我们的政治活动空间,并用刺杀、暴动等恐怖方法直接向清政府宣战。

维新派和革命党所进行的政治选择其目的大相径庭,前者要在现存政体的框架内进行宪政改革,改革的进展虽然不可能太顺利,障碍非常大,困难重重,但它是在以尽量小的代价推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稳妥的举措,是一种可控的政府行为。后者则要用暴力推翻现存政体,按其政治理念(多半是激进的和乌托邦式的)打造新的政体(推翻帝制,打造共和),它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将会出现的动乱、战争和无政府状况对国家和民众导致的巨大损失,不考虑革命的理念是不是能被绝大部分国民所同意,他们要用武力挟迫国民为其政治理念做牺牲,完全不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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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应从三个方面考察:1、它对推进民主规范的改革成效怎么样;2、革命的结果是不是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切实利益;3、它为国家以后的政治运作树立了何种有益的模式。

假如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相信不难得出有启迪的结论。我把作此结论的机会留给大伙,无论在学术还是思想方面,“关天茶舍”和“念书平台”自有高人,见仁见智,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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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批学者和官吏有:龚自珍和包世臣,地理学家姚莹和萧令裕,还有在鸦片战争中起了要紧用途的林则徐和黄爵滋(1838年任鸿胪寺卿,奏请严禁鸦片),与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问题的专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刚开始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P169-181)


[注2]托马斯.F.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纽约时报》1908年6月14日专电

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会。他也从日清战争的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他认识到,清国将不可防止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知道清国的国情。

“大家内部的管理体制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由于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纪,很多原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块。就民意支持的情况而论,我感到可以一定的是,假如给大家时间再加上机会,大家无论怎么样都可以达成改革的大多数目的。”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大家的财政规范、货币流整体系与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部分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的理顺国家下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靠关系。”

在谈到对比日本和清国的改革时,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法就愈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进步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因为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大家的事业却比他们愈加艰巨和繁重。大家没理由觉得,大家自己就不可以指望达到像日本目前所获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没有来自强烈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部分状况详加考虑之后,大家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可以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大家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通常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需要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觉得,在评估大家的进步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大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时尚之中,而倘若大家一时没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大家批评的过于严厉和苛刻。”

(参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察看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1版,P134-145)

[注3]孙文:《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
“自满清偷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期间虐政,馨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谓改革之需要;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分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 (参见《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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